作者断言，迄今为止，对部门行政法的研究都是不够深入、不够成功的。
张义清，单位为湘潭大学法学院。就宪法而言，在本体论上有观念的宪法和实定的宪法之分。
而宪法政治立足于宪法之于政治的正当性，以权利为本位。同理，宪法政治亦非抛弃政治中的一切非宪法性因素。而政治宪法则表现为一种特殊的宪法，属于宪法现象的范畴如果以宪法的有和无为逻辑分界，我们可以把支配宪法存在的应然性因素称之为前宪法现象，而由宪法所支配的实然性因素称之为宪法现象。4.政治宪法范畴侧重于制度的宪法，具有静态性。政治宪法则描述了一种特殊的宪法现象，属于事实问题范畴。
作为一种以保障人权，赋予、控制和限制公共权力为己任的宪法，担负着规范政治行为、反对政治特权的重要使命。宪法政治的应然之义就是：一切政治制度都必须以宪法为价值参照系而展开和设计，一切政治活动的运行和发展都必须循宪法而动。当然，这两种比较法相互交错，特别是在程序和法律思想方面。
其次，正是基于此一区分，在宪法领域法比较的过程中，必须留意比较法研究种种可能的功能局限。放弃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将使国家权力失去正当性存在的理由。[6] 参见郝铁川：《论良性违宪》，载于《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16]宪法的高政治性或高价值性决定了宪法比较的局限性，但不能由此而否定乃至取消宪法的比较研究，它只是提醒我们：首先，有鉴于政治因素对不同法制所产生的影响，在进行比较时，必须特别注意‘宪法领域比较法研究以及‘政治科学研究两者之间的区分，不能将比较法与政治研究混为一谈。
这样就决定了必须依靠宪法的比较研究来弥补此方面的不足。与此同时，一种新型的社会权利也成为公民基本权利家庭中的新成员。
[20] 参见：秦前红、叶海波：《宪法修改与宪政民主观的确立》，载于《法学评论》2005年第2期。本文则认为宪法的比较方法与宪法释义学的方法则是相互交叉，相辅相成的。进入 秦前红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法 比较法 。总之，凡属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职权，它都有权行使[12]。
比如：简单地把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当成西方国家的议会看待，或者片面地从政治结社的角度分析探究中国的执政党合法性与正当性等。[11]据上所述，法律保留的内涵与当时德国流行的治国理念、、法律思潮、政治经济力量的分殊与对比情势密切相关。这种理念特别将如下两点具体化：一个是引进对社会经济强者的经济自由权的 积极限制，另一个是对社会经济弱者的 社会权的保障。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国家得以产生，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地位得到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4]中国人对宪政问题的思考是由西方的武力侵逼而引发的。大多数成文国家的宪法都使用了人民这一主词来表征这一功能。
比较法学家莱因斯坦（R·Rheinstein）认为，宏观比较是关于整个法律制度的比较，例如英美的普通法和所谓民法，或在民法内，以法德两国法律为典范的所谓罗马法体系。现行宪法关于社会政策的规定散见于总纲与公民基本权利条款之中。
2、进行对外国法与本国法相关制度与概念差异的澄清与对照。从实践上讲，革命民主从革命形式向国家政权形式转变的过程，奠定了国家权力获取来源、途径的正当性。意大利比较法学家·卡佩莱帝则将比较法的研究方法，划分为六个步骤或阶段。[15]如果只是局限于对相关国家宪法文本进行释义学的分析，那么会得出十分错误的结论。其次，因应中国对外开放的需要和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宪法比较研究要承担起了解他国法律，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使命。其次，作为宪法比较对象的宪法并非仅指宪法规范文本或者规则作品，相反，它往往是一国国民文化发展状态、文化自我表述手段的表现，其文化遗产的反映，乃至其希望的基础所在，作为开放社会各方宪法解释者完成之作的，活生生的宪法，无论由形式或实质内容而言，都是文化的表述与传述。
[19]而中国宪法所表达的是一种革命民主观. 革命民主论首先是一种社会分层的理论。它不同于对国外个别国家宪政状况进行专门介绍的法学研究方法，更不能等同于针对不同国家宪政秩序的单纯罗列对照。
[13] 参见黄舒芃：《比较法作为法学方法——以宪法领域之法比较为例》，载于《月旦法学》2005年第5期。国内比较宪法学者试图借鉴德国宪法客观秩序的理论来解决上述问题并取得一定成效，这也预示了宪法比较研究的巨大作用空间。
从实效观察的角度来看，上述安排似乎更能行之有效地解决问题。但两国宪法文本的人民所表达的语境是大相径庭的。
这种直接跳过宪法理论的转化，直接援用德国宪法释义学来注释中国的宪法，或者甚至把德国的宪法释义学当成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宪法理论，既违背了宪法比较的基本方法，而且也会产生北橘南枳的可怕效果。中国已先后加入了两个国际人权公约即《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可能坠入的另外一个陷阱是忽略了因语言的模糊性或不确定性所引致的语境差异，从而在制度的移植和借鉴时削足适履。但反过来说，一定作为问题主轴与比较法研究对象的法制度仍然具备相当的规范浓度，那么要成就一项有意义的比较法，便应仍可预期。
比如，违宪审查是当代宪政制度中的支柱性制度，我国宪法学者近二十多年来表现了持续的关切，但或许是宪法比较研究对学者质素的严苛要求，或者因为其他客观条件的制约，我国关于违宪审查比较研究的重大创见性成果并不多见，无论是关于国外几种典型违宪审查制度的学理梳理，还是关于我国违宪事件的实证研究都做得远远不够，大量的研究仅停留在重复他人的劳动……上述问题，随着比较研究队伍素质的提升和问题意识的更新，宪法比较研究应能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人民通过选举和投票表决并通过特定的立法、行政、司法机关行使这种权力。
宪法的文化品格决定了宪法的比较研究不仅要考量被比较对象的事实上的法制环境条件，还要考虑宪法规范的文化脉络。这些目的实际上也契合于改革开放国策所提出的法律逻辑需求。
如是，宪法学被理解为文化之学。尽管比较法发展到今天，从事比较法研究的队伍越来越壮大，对外国法制的观照视野越来越开阔，但比较研究尤其是宪法领域的比较研究成果还是不尽如人意，个中原因难以一一述及，但比较方法的不当首当其冲：宪法的比较研究从方法论的视角而言，应重在探讨不同宪政秩序之间的异同及其原因，并以此来推进国内宪政问题的深入理解与解决。
例如，法制制度差异背后之政治影响力的评估，恐怕就不完全是比较法研究所能提供或完整说明。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后，造成宪法权利主体制度的安排没有一个最大公约数。比如，孙志刚案件[21]所凸显的法律与行政法规之间的权限分工问题，物权法草案所引发的关于宪法与民法的关系问题，都是在比较宪法的框架内讨论或者解决的。国会的职权就是制定法律，司法的职能仅限于法律适用，以及由专门的违宪审查机构保障这种分权目标的实现等等。
在建国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面向权力异化的经验应对也多偏重于思想教育、道德提升，并混淆理论的应然与行为的实然，把一个政党整体的先进性机械地等同于某个具体组织甚至个别党员的先进性，其结果是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愈演愈烈。[11] 陈新民著：《德国公法学的理论基础》（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8页。
如果说西方的宪政是基于西方的文化传统所内生的一种现象，是西方社会、文化自然演进的结果，它被称为Uninttended Consequence,即没有预期到的，没有想到的结果。[14] 参见Zweigert/kotz,aa.o.(fn.9),s.33-35,43.转引自黄舒芃《比较法作为法学方法——以宪法领域之法比较为例》，载于《月旦法学》2005年第5期。
再次，宪法领域的法比较要致力于对比较对象差异形成的背景及原因的探究。法律优先，在司法上是被认为是当然的道理，对行政则特别予以明确的宣告。